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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?

发布时间:2021年2月5日责任编辑:邓大生来源:意林 标签:孔子
  周游列国是孔子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55岁弃官离鲁,到68岁离卫返鲁,前后时间长达14年之久。在这14年的时间里,孔子带领他的部分学生,以鲁国为原点,辗转于周围的各个诸侯国。这段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,虽然起因是孔子为推行政治主张不得已而为之的追梦苦旅,但却成就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壮行。
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?
 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,而他首先是一个政治思想家。春秋末年,礼坏乐崩,社会失序,面对“无道”的社会现实,孔子自觉地担当起拯救时弊的重任。怀着对上古帝王“王道”政治的向往,通过阅读研究“六艺”等古代文献,加之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,孔子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与主张,并且期盼能跻身于自己的父母之邦——鲁国的仕途,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。他曾信心满怀地说:“苟有用我者,期月而已可也,三年有成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“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?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孔子在政治上的雄心由此可见一斑。然而,在当时世卿世禄制度依然盛行的鲁国,出身低微的孔子在仕途上一再受阻,直到鲁定公九年(前501),当时已经51岁的孔子,才获得从政的机会。是年,孔子被任命为鲁国中都之宰。第二年,又升任主管建筑与道路等事务的小司空,随后很快又升为掌管司法、刑狱和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——大司寇。孔子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,进入了鲁国政权的核心。他自然欢欣鼓舞,信心十足,决意治理好鲁国,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。
  
  事实上,孔子仕鲁参政以后,的确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。他做中都宰时,“一年,四方皆则之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;为司空时,“别五土之性,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,咸得厥所”(《孔子家语·相鲁》)。做了大司寇后,政绩更为突出。不仅在“夹谷之会”这一对齐的外交斗争中取得胜利,而且通过“堕三都”,削弱了“三桓”实力,打击了鲁国内部的私家势力。因此,孔子仕鲁,可谓政绩卓着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即说他“与闻国政三月”,鲁国大治。然而,孔子在励精图治的同时,也给自己带来了隐患。
  
  首先,孔子对鲁国的治理,引起齐国的妒忌与不满。齐国一直图谋控制鲁国,而鲁国的稳定与强大是对他们不利的,正如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下》所说:“仲尼为政于鲁,道不拾遗,齐景公患之。”加之在夹谷之会上齐国君臣受到孔子的指责,不仅让他们脸面尽失,还被迫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的郓(今山东郓城东)、汶阳(今山东泰安南)和龟阴(今山东新泰西南)之田。于是,齐国君臣一直伺机排除孔子这一障碍。
  
  其次,孔子“堕三都”的活动引发与鲁国贵族的剧烈矛盾。这里的“三都”,是指鲁国贵族季孙氏的“费”邑,叔孙氏的“絥”邑,孟孙氏的“成”邑。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,三家在邑内大兴土木,高筑城郭,巩固自己的地盘。然而,高大坚固的城墙也为这些都邑的邑宰们提供了叛乱的可趁之机,邑宰们动辄以采邑为据点对抗采邑主。这既让邑主们大为头疼,也严重影响了鲁国社会的稳定。于是,孔子提出“堕三都”的建议,即彻底摧毁三都高大坚固的城墙,使邑宰们失去借以叛乱的屏障。这从表面上看是为“三桓”的利益考虑,实际上孔子是为了强公室,杜私门,也即是为了削弱“三桓”的实力,恢复公室早已丧失的权利,这实际上也是孔子仕鲁的本意。三家贵族为了打击邑宰们的反叛,所以刚开始是基本同意和支持孔子的这一活动。然而,随着叔孙氏的絥邑和季孙氏的费邑相继被堕毁后,他们逐渐意识到“堕三都”最终是对“三桓”不利的,于是他们起而反对孔子的这一活动。孔子执意将“堕三都”贯彻到底,但最终仍未堕掉孟懿子的成邑。“堕三都”以失败而告终。
  
  显然,在“堕三都”事件上,孔子得罪了“三桓”,加深了他与鲁国贵族的矛盾。此一事件之后,即使在孔子从政之初,“行乎季孙,三月不违”(《公羊传·定公十年》),对孔子予以支持与信任的执政卿季桓子,也开始疏远、疑忌孔子。他听信公伯寮的谗言,将正担任季孙氏家宰的孔子的弟子子路辞掉。这一举动,表明孔子已经失去了季孙氏的宠信。所以,当时的孔子,虽然名义上仍是鲁国的司寇,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被任用。孔子在鲁国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。
  
  正当孔子与“三桓”矛盾加剧之时,齐国君臣趁机设计报复。他们鉴于鲁定公和季桓子都喜欢声色犬马之乐,便投其所好,送给鲁国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,还有30辆华丽的马车,每辆车都由4匹披彩的马拉着。不出齐人所料,鲁国君臣果然中计,“往观终日,怠于政事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。孔子对此深感失望,但他仍然抱着一线希望。然而,在接下来的鲁国郊礼祭祀中,执政者违背常礼,祭祀所用的肉也没有分给孔子。至此,孔子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被用于鲁国了。于是,他决意离开鲁国。鲁定公十三年(前497)春,在鲁国从政三年之后,55岁的孔子带着他的部分学生,满怀凄楚悲愤之情,离开了他的父母之邦。直到14年后(哀公十一年)才返回鲁国。
  
  综观以上,孔子离开鲁国,游走他乡,是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支持与施展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。孔子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用之社会,得到推行。然而,在当时的世卿世禄制度下,出身低微的孔子及其学生都很难进入鲁国的权利中心,即使像孔子有机会进入,但其思想主张与贵族利益格格不入,自然很难长久施行。而孔子又是一个“道”的坚守者,他不愿降低自己“道”的标准去迎合执政者们的利益,所以他主张“以道事君,不可则止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。因此,当各种矛盾加剧之时,当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推行时,孔子不得不离开鲁国,去其他国家寻求用武之地。(陈霞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