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末年，周王室势力衰落，天子失威，礼坏乐崩，社会动荡不已。在这种社会状况下，西周时期“学在官府”、官师合一的教育模式被打破。随着王室人才的外流，学术逐渐下移，从而出现“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十七年）的情形。孔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创建私学，开门授徒，开创了“弟子三千，贤者七十有二”的教育成就。而这一成就的取得，与孔门灵活多样的教育活动息息相关。
孔子开创的私学教育，其首要特点就是提出了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原则，扩大了教育对象。孔子以前的“王官之学”，教育权利都集中在贵族手中，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接受教育，而大多数的平民则与教育无缘。孔子创办私学，打破了这一传统。《论语·述而》记载孔子说：“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也。”束修，郑玄注曰“年十五以上也”。也就是说，前来学习的人只要到达一定的年龄，孔子就接纳他为弟子。可见孔子招收弟子的门槛极低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拜师。这些学生，从地域划分来看，来自鲁、卫、吴、齐、陈、楚、宋、秦、晋等多个国家。从身份上看，有贵者，如孟懿子、南宫敬叔；有低贱者，如公冶长，曾“在缧绁之中”，颜涿聚曾经是“梁甫之大盗”；有贫者，如颜回，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”，仲弓“家无立锥之地”；也有富者，如子贡。学生之间的年龄也相差很大，如颜路比孔子小六岁，子路比孔子小九岁，颜回小孔子三十岁，公孙龙小孔子五十三岁，像颜回、曾参，都是与父亲同学于孔门。此外，也有边做官边读书的，如冉有、仲弓；也有只读书不愿做官的，如闵子骞。因此时人评论说：“夫子之门何其杂也。”（《荀子·法行》）然而，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，孔子“有教无类”的招生原则，无疑为有志于学的平民阶层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。
教学必须有教材。孔门教学活动中所用的教材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种古代文化典籍。后人将这些典籍称为“六艺”，也称为儒家“六经”。“六艺”在孔子以前就有，它们本是西周王官所收藏的古籍文献。在西周时期，它们即作为知识的载体，成为西周王官之学，用来教育贵族子弟。《礼记·王制》就曾记载在当时的西周贵族教育中，“崇四术”“立四教”，教贵族子弟学习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。西周后期，随着官学破坏，这些古代文化典籍散落民间。孔子曾说他“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对古代文化典籍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因此，凭着对古代文化的酷爱和勤奋精神，孔子在早年就阅读了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这些古代文化典籍，并对这些古代文献有所研究。等他开学授徒，孔子并没有再另编教材，他所用的就是这些曾作为“王官之学”的文化典籍。只是当时这些文献典籍在社会动荡中保存不力，流落民间时已经散缺无序，于是孔子便“论次《诗》《书》，修起《礼》《乐》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还编着了解释《周易》的《易传》，根据鲁国的史料编写了《春秋》。孔子就是用他整理编订的这些文献典籍为教材，所以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说：“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孔子在教学上的巨大成就，与他所编着的这些教材是密不可分的。
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，孔子则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，其中尤以因材施教、启发诱导的教学方式对后世影响最大。
因材施教，即根据学生才智、特长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培养。例如，《论语·先进》记载孔门教学有“德行”“言语”“政事”“文学”四科之分，每科都有表现突出的学生代表，“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语：宰我、子贡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学：子游、子夏”。这就是根据学生特长的不同而划分的。再者，在施教时，对于同一个问题，孔子往往根据每个学生天赋、性情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回答。例如，有一次，子路曾问孔子：“闻斯行诸？”意思是：听到就立即干起来吗？孔子回答他说：“有父亲兄弟在，怎么能听到就干起来呢？”另一个学生冉求也问了同样的问题。孔子则回答说：“听到就立即去干吧。”这时，侍奉左右的学生公西华就感到不解了，怎么一样的问题，老师对两人的回答却截然相反呢？孔子便告诉公西华：“冉求平日做事好退缩，所以我给他壮胆；仲由的胆量有两个人的大，勇于好胜，所以我压压他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此外，从《论语》的记载来看，孔门弟子多向孔子问仁、问孝，而孔子每次的回答几乎都不一样。清代学者尹会一对此深有洞察，他说：“孔门教人莫重于仁孝，其答问仁问孝各有不同，皆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。故药各中病，非如后世之教，自立宗旨以待来学，所谓不问病症而施药者，药虽良无益而又害之者多矣。”这可以说深得孔子因材施教之意。
对于启发诱导的教学方式，孔子曾说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孔子注重学生探求知识的主动性，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“灌输式”教学。只有在学生经过仔细思考，想知道而不得解，想说而说不上来的时候进行启发，才能帮助学生获得对问题的真正理解。这一教学方式无论是在古代，还是在当代，都有重要的意义。
孔门教学，以培养、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为目标，因此，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，孔子注重对做人、为官、敬父母等德行的探讨。《论语·述而》记载：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虽然此处把“文”摆在首位，但实际上，孔子更为重视德行的培养。他曾说：“弟子，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他认为孝敬父母、尊重兄长、与人友善、亲近仁人，这些德行比单纯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更重要。即使是对于“文”，前面提到的孔子用于教学的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等文献，孔子所侧重的也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。比如，孔子说：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即是认为《诗》、礼、乐在一个人的立身成德中起着重要作用。再比如《易》，孔子以前，本是作为卜筮之书而流行的，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”，“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”。马王堆帛书《要篇》也说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，居则在席，行则在橐”，将《易》随身携带。孔子如此喜好《周易》，并不是痴迷于它的占筮功用，而是认为其中有前世圣人的遗教，可以“观其德义”。因此孔子说“善为《易》者不占”，并说，“再借给我几年时间，退回到五十岁开始学《易》，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”。可见孔子所看重的也是《易》的道德教化作用。所以，孔子编订整理“六艺”，并将它们作为孔门教材，正是看重这些文献中的“德义”，这些德义，不仅有利于培养弟子们的君子人格，提升他们的道德素质，甚至对“移风易俗”、改善整个社会的风貌都有重要功效。所以孔子曾说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（《孔子家语·问玉》《礼记·经解》）
除了以上特点外，孔门教学还有许多引人之处，例如教学场所并不固定，有时候是闲居在家，有时候是外出游玩之时，还有时候是在周游列国途中遭遇困厄之时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形式也不固定，有时候是老师讲，学生记；有时候是老师启发学生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，等等。然而，无论是何种场合，何种形式，孔门教学总是从社会、从人生出发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，注重提升学生道德素质，期冀以此一途径来整顿、挽救当时失序的无道社会。这也是孔门教学的最终目标所在。（陈霞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