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日本鬼子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后，如狼似虎的他们胃口还没有满足，继续在华北、江南一带，以一副贪婪凶残的嘴脸，时刻打中国国土的主意。为了保家卫国，全国有良心的人民，纷纷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爱国行动中去。
1936年5月，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（以下简称“救国会”）在上海成立。这次大会聚集了全国二十多个大城市的五十多个团体的代表。大会选举宋庆龄、沈钧儒、邹韬奋、章乃器、史良、王造时、李公朴、沙千里等人为执行委员。
大会还发表了自己的宣言：呼吁停止一切内战，释放政治犯，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。这话主要是说给老蒋听的，因为在小日本已经面露凶相的时候，老蒋还在想着打击“自家兄弟”——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。但老蒋就抱着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思想，死不悔改。所以，“救国会”的主张不但没打动他，反而让他很恼火。
“救国会”这边见老蒋没反应，就又在这年的7月15日，发表了《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他们明确表示，赞同中共前不久提出的停止内战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，要求国民党政府能以民族大义为重，立即调转枪口对外。同时，“救国会”也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活动。
“救国会”的“唱反调”，让老蒋非常不爽，更让小日本不爽。于是，日本方面向国民政府施压。一心想“讨好”小日本的老蒋，于是就想借此机会打压一下“救国会”。
1936年11月，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史良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沙千里七位“救国会”的领导人。因为他们都是有良心的爱国知识分子，于是大家就把他们亲切地称为“七君子”。
“七君子”被捕后，先是被关押在上海公安局，后来转移到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。史良因为是唯一的女性，所以被取保候审（有保证人或缴纳了保证金，可以不被关押，但得保证随叫随到）。但后来史良觉得，为了民族的存亡而锒铛入狱，这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，于是，她又主动入狱。
在看守所，沈钧儒等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气焰所吓倒。有一次，沈钧儒指着狱警的鼻子责问：“我犯了什么法？你们凭哪条哪款抓我？”狱警文化素质不高，哪里答得出来，于是就请来了自己的“老大”所长。看守所长带着一副哈巴狗似的脸恭敬说地：“老先生，别气坏了身子。这，这，这个请原谅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身不由己。您老要我说哪条哪款，在下法律知识懂得不多，实在是答不上来。嘿嘿，委屈一下，委屈一下。”看守所长的打哈哈，令沈钧儒老先生更来气。他愤怒地说：“你们这么做，与卖国贼秦桧有什么区别？”看守所长自知理亏，只好灰溜溜走了。
后来，可能是良心发现，也可能是怕被列入卖国贼的行列，在关了“七君子”一夜后，第二天，所长就自作主张将“七君子”全部取保候审，放了。消息传到江苏高等法院后，主管的官员气得是直跺脚。他愤怒地说：“这个草包所长，怎么没有法律依据？最近国民政府颁布了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，他们犯的就是第六条！”于是，他下命令让苏州的那位看守所长马上将“七君子”再次逮捕。
私自放人的看守所长吓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心想：我的乖乖，还好是取保候审，不然铁饭碗就砸了！于是，他派军警又将“七君子”逮捕入狱。
“七君子”被捕后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放人。1937年4月2日，中共中央发表了《对沈、章诸氏被起诉宣言》，要求立即“释放沈、邹、章、李、王、沙、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”。
但国民党政府当局还是冒天下之不韪，于4月初对沈钧儒等人提起了公诉，并于6月进行了开庭审理。
在法庭上，审判长问沈钧儒：“你赞成共产主义吗？”沈钧儒回答说：“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问题非常滑稽。尊敬的法官大人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们从不读什么主义！如果你们一定要给我们扣帽子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、爱国主义！懂吗？”
审判长问：“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？”沈钧儒回答：“共产党吃饭，我们也吃饭。难道说共产党抗日，我们就不能抗日吗？审判长的话，被告我不明白！”审判长接着问：“那你是赞同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了？”沈钧儒回答：“一致抗日，全国人民都同意！”
审判长：“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，你明白吗？”沈钧儒：“假如共产党利用我们抗日，我们心甘情愿！”审判长：“你们搞救国活动是共产党指使的吗？”沈钧儒：“不是！是一颗火热的爱国心，以及良心和良知指使的！你这样的问话，我觉得与你的审判长身份不符合！”
一听沈钧儒这话，审判长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。他有点恼怒地问：“你们的救国会办登记手续没有？”审判长知道“救国会”没登记，所以他以为抓住了挽回面子的机会。但沈钧儒大声回答说：“救国会虽然没有登记，但做的事都是光明磊落的！再说，没登记还不是政府的‘功劳’，现在反倒来责问我们！”
沈钧儒的这句回答，又把审判长给呛得够呛。看到审判长输得这么体无完肤，旁边的一位检察官连忙向史良发问说：“你们的救国会组织未经登记，你们的一切活动就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，史良？”这位检察官以为史良是个女性，胆小，容易被唬住。但他的想法非常可笑，只见史良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抗日救国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做的事。如果以没登记为借口，就判我们的爱国活动是非法的，那我只能说检察官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！”检察官听后，脸红得像猴子屁股，哑口无言。
1937年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发生，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。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下，国民党政府当局只好于7月31日将“七君子”予以释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