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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的记者有多牛?吓得国军名将不敢上楼

发布时间:2021年2月5日责任编辑:刘小树来源:杂文月刊
  有人说:1949年以前,在专制制度末日疯狂的黑暗中,一代代报人前仆后继,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不仅为国家民族淌尽了赤子之血,也为新闻界增添了一些豪迈和底气。这句话说得很煽情,但并不贴切,“增添了一些豪迈和底气“是有的,不过代价远非“惨重”,将“一代代报人前仆后继”改成“一家家报刊前仆后继”或许更为妥当,因为国民党政府对那些不听话的报刊,往往只是查封而已,或者停刊几天,绝大多数编辑、记者都安然无恙,有时候甚至连一个处分都没有。
  
  陈翰伯任意诋毁国民党,最后坐飞机礼送出境
  
  当国共双方签下“双十协定”、重庆谈判即将圆满结束之时,山城发生一起意外事件: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乘坐的黑色轿车,在撞伤路边的国军士兵后,继续往前开,带队的班长一怒之下,端起步枪,就扣动了扳机。李少石的突然遇难,中共方面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政治暗杀。当晚,周恩来赶到医院,十分悲切地说:“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,其情景犹历历在目,不料二十年后,他的爱婿又遭凶杀。”在宣传基调上,《新民报》与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。副总编辑陈翰伯接到记者发回的新闻稿,在并未核实的情况下,大笔一挥,就写下这样一行谴责性的标题:“墨迹未干,特务行凶”,比《新华日报》的标题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杀》更有力。
  
  这位陈副总编辑,真实身份其实是地下党。战斗在白色恐怖中,他并不怎么隐蔽自己。抗战期间,他在孔祥熙主办的《时事新报》当主任,有记者写了篇延安归来的反共新闻稿,他只把写风土人情的那些文字给发表了,“精华”部分则全部删掉。还有一次,他和《大公报》、《扫荡报》的记者一起去鄂西前线,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湖北分社一位徐主任出面接待。虽然,陈翰伯在回忆文章中,说这个徐主任实际上是来监视他们的,但这句话是不是也算任意诋毁?俺不敢确定,俺只看到他在前线采访时,一时兴起,高唱国际歌,丝毫不怕同行去告密,也丝毫不怕身边的国军士兵把他当场逮捕。由于陈翰伯在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中与国民党唱反调,《新民报》老板陈铭德生怕他再惹祸,连累到报馆生存,就好不容易买到一张重庆至上海的飞机票,将他礼送出境了。
  
  龚记者手持双枪,喝退国军名将
  
  张发奎、薛岳,一个是北伐时期的“铁军”军长,一个是八年抗战的第九战区司令官,要枪有枪,要兵有兵,想摆平几个文人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。不过,民国时代,什么样的天方夜谭不能实现?居然也有把这两位三星上将都震住的记者。这位记者,就是龚德柏。龚德柏,湖南人,号称“龚大炮”,凡是看不惯的,他都要骂一顿才解气。要骂人,就得办报纸,有一块舆论阵地。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,骂自己想骂的人。于是,1922年,他从日本回国后,先后在《国民外交杂志》、《东方日报、《世界日报》、《申报》从事新闻工作,以泼辣的作风针刺时弊、鞭挞权贵。对此,他曾不无得意地评价自己:“胆大狂妄四个字,生是我的美评,死是我的嘉谥。”当年,龚德柏打小报告,说史量才拿日元,又鞭尸邵飘萍,说他拿卢布,还只是小菜一碟,到了抗战胜利以后,他主办《救国日报》,更是口无遮拦,以公开表示不怕上雨花台的胆量,架起大炮,您意抨击国民党最高当局,甚至拿下三滥的事情去调戏孙科,这就是本文要讲的故事:两员战将,搞不定一个龚德柏。
  
  1948年,民国选总统,龚德柏作为湖南人,力捧程潜,猛轰行政院长孙科,指名道姓地说他贪污、行贿。刚开始,孙科还沉得住气,作为中山先生的长子,这点风度还是有的,反倒是龚德柏沉不住气了,连轰几炮后,见对手没动静,便玩起最毒的一招,以群众来信的名义,捏造事实,揭发孙科玩女人、用黄片招待外宾,被孙中山拳打脚踢。
  
  这封信一经曝光,果然激怒了孙科和广东代表团,张发奎、薛岳拍案而起:丢那妈,几大就几大,尽地一煲!说着,挽起袖子,亲率60多名国大代表,分乘两辆红色交通车,直扑《救国日报》,见人就打,见物就砸,而报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甘示弱,奋起还击,一时间椅子、棍子、墨水、浆糊、排字盘满天飞。其中,有一个名叫王德全的国大代表,一拳打到玻璃上,弄得自己鲜血直流。擒贼先擒王,征战一生的高级将领,当然知道这个道理,张发奎、薛岳正想冲上楼,打进总编室,活捉龚德柏,却不料迎面遇上两把双枪,只得乖乖止步。原来,龚德柏早已拔出平时护身用的家伙,守住楼梯口,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,他必与之一拚。于是,铁军名将和抗日名将只好跟妇人似的隔着楼梯,与龚大炮对骂一阵,然后愤愤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