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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:为什么读书

发布时间:2021年2月5日责任编辑:赵小新来源:读者在线 标签:胡适
  青年会叫我在未离南方赴北方之前在这里谈谈,我很高兴,题目是“为什么要读书”。现在读书运动大会开始,青年会拣定了三个演讲题目。我看第二个题目“怎样读书”很有兴味,第三个题目“读什么书”更有兴味,第一个题目无法讲,“为什么要读书”,连小孩子都知道,讲起来很难为情,而且也讲不好。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,不免要侵犯其余两个题目的范围,不过我仍旧要为其余两位演讲的人留一些余地。现在我就把这个题目来试一下看。我从前也有过一次关于读书的演讲,后来我把那篇演讲录略事修改,编入三集文存里面,那篇文章题目叫做《读书》,其内容性质较近于第二个题目,诸位可以拿来参考。今天我就来试试“为什么要读书”这个题目。
  
  从前有一位大哲学家(宋真宗——编者)做了一篇《读书乐》,说到读书的好处,他说:“书中自有千钟粟,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这意思就是说,读了书可以做大官,获厚禄,可以不至于住茅草房子,可以娶得年轻的漂亮太太(台下哄笑)。诸位听了笑起来,足见诸位对于这位哲学家所说的话不十分满意,现在我就讲所以要读书的别的原因。
  
  为什么要读书?有三点可以讲:第一,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,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;第二,为要读书而读书,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;第三,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,应付环境,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。我一踏进青年会的大门,就看见许多关于读书的标语。为什么读书大概诸位看了这些标语就都已知道了,现在我就把以上三点更详细地说一说。
  
  第一,因为书是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知识的遗产,我们接受了这遗产,以此为基础,可以继续发扬光大,更在这基础之上,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知识。人类之所以与别的动物不同,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文字,可以把知识传给别人,又传至后人,再加以印刷术的发明,许多书报便印了出来。人的脑很大,与猴不同,人能造出语言,后来更进一步而有文字,又能刻木刻字,所以人最大的贡献就是能累积过去的知识和经验,使后人可以节省很多脑力。非洲野蛮人在山野中遇见鹿,他们就画了一个人和一只鹿以代信,给后面的人叫他们勿追。但是把知识和经验遗给儿孙有什么用处呢?这是有用处的,因为这是前人很好的教训。现在学校里各种教科书,如物理、化学、历史等等,都是根据几千年来进步的知识编纂成书的,一年、两年,或者三年教完一科。自小学,中学,而至大学毕业,这十六年所受的教育,都是代表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得来的知识学问和经验,所谓进化,就是叫人节省劳力。蜜蜂虽能筑巢,能发明,但传下来就只有这一点知识,没有继续去改革改良,以应付环境,没有做格外进一步的工作。人呢,达不到目的,就再去求进步,而以前人的知识学问和经验作参考。如果每样东西,要个个人从头学起,而不去利用过去的知识,那不是太麻烦了吗?所以人有了这知识的遗产,就可以自己去成家立业,就可以缩短工作,使有余力做别的事。
  
  第二点稍复杂,就是为读书而读书,为求过去的知识而读书。不错,知识可以从书本中得来,但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,不读书不能读书,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。好比戴了眼镜,小的可以放大,模糊的可以看得清楚,远的可以变近,所以读书要戴眼镜。不读书,学问不能进去,读书没有门径,学问也不能进去。曾子固说过:“经而已不足以致经”,所以他对于《本草纲目》、内经、小说,无所不读,这样对于经才可以明白一些,所谓“致已知而后读”,读书无非扩充知识而已。我十二岁时,各种小说都看得懂,到了三十年以后,再回头看,很多不懂。讲到诗经,从前以为讲的是男女爱情、文王后妃一类的事,从前是戴了一副黑眼镜去看,现在换了一副眼镜,觉得完全不同。现在才知道诗经和民间歌谣很有关系。对于民间歌谣的研究,近来很有进步,北平有歌谣周刊,歌谣丛书,关于各地歌谣收罗很广。我们如果能把歌谣的文章,社会学,人类学,研究一下,就可以知道幼稚时代的环境和生活很有趣味,例如诗经里有一段说:“白茅包之,有女怀春,吉士诱之。”在从前眼光看来,觉得完全讲不通,现在才知道当时野蛮人社会有一种风俗,就是男子向女子求婚,要打野兽送到女家,若不收,便是不答应。还有诗经里“窈窕淑女”一节,从比较民族学眼光看来,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社会的人,吃饭时可以打鼓弹琴,丝毫没有受礼教的束缚。再从文法方面来观察,像诗经里“之子于归”、“黄鸟于飞”、“凤凰于飞”的“于”字,此外,诗经里又有几百个“维”字,这些都是有作用无意义的虚字,但以前的人却从未注意及此。所以书是越看越有意义,书越多读越能读书。再说在《墨子》一书里,差不多各种学问都有,像光学、力学、逻辑、算学、几何学上的圆和平行线,以及经济学上的购买力和货币,几乎什么都讲到了,但你要懂得光学,才能懂得墨子所说的光,你要懂得各种知识,才能懂得墨子。总之,读书是为了要读书,多读书更可以读书。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读书,怕书难读。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,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。我们要打倒难读,这才是我们的“读书乐”,若是我们有了基础的科学知识,那么,我们在读书时便能左右逢源。我再说一遍,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,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读书越多。
  
  第三点,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,应付环境,供给思想材料,知识是思想材料的来源。思想可分作五步,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问。吃饭拉屎不用想,但逢着三叉路口,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,就发生困难了。走东或是走西,这样做或是那样做,困难很多。病有各样的病,发烧,头痛,多得很。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,困难弄清。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。读书就是出主意,暗示,但主意很多,于是又逢着困难。主意多少要看学问多少。都采用也不行。第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。要想到这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,若不能,那么,就换了一个,若能就行了。这好比开锁,这一个钥匙开不出就换了一个,假定是可以开的,那么,问题就解决了。第五步就是试验。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五步,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段。科学家要解决问题,侦探要侦探案件,多经过这五步。第三步主意或暗示很多,若无主意,便无办法,没有主意,便不知道怎样办,这是因为知识不够,学力不足,经验不丰富,从来没有想到,所以到要解决问题时便没有材料。读书是过去知识学问经验的记录,而知识学问经验就是要用在这时候,所谓养军千日,用兵一朝。否则,学问一些都没有,遇到困难就要糊涂起来。例如达尔文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,却想不出什么原则去解决,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《人口论》,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地增加,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,达尔文研究了这原则,忽然触机,就把这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,创了物竞天择的学说。譬如一条鱼可以产生二百万鱼子,这样,太平洋应该占满了,然而大鱼要吃小鱼,更大的鱼要吃大鱼,所以生物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。但按照经济学原则,达尔文主义是很没有条理的,而我们读书就是要解决这个困难。又譬如从前的人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,后来天文学家哥白尼却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,绕着地球而行。据罗素说,哥白尼所以这样的解说,是因为希腊人已经讲过这句话,哥白尼想到了这句话可以解决这问题,便采用了。假使希腊没有这句话,在六十几年之后恐怕没有人敢说这句话吧。
  
  这就是读书的好处。像这样当初逢着困难后来得到解决的事很多,单说我个人就有许多。在我的书房里有一部小说叫作《醒世姻缘》,是西周生所着,自然用的是假名字,这是17、18世纪间的出品,印好在家藏了六年。这部小说讲到婚姻问题,其内容是这样:有个好老婆,不知何故,后来忽然变坏,作者没有提及解决方法,也没有想到可以离婚,只说是前世作孽,因为在前世男虐待女,女就投生换样子,压迫者变为被压迫者。这种前世作孽,起先相爱,后来忽变的故事,我仿佛什么地方看见过,后来在《聊斋》一书中见到一篇和这相类似的笔记,也是说到一个女子,起先怎样爱着她的丈夫,后来怎样变为凶太太,便想到这部小说大约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做的。去年我看到一本杂志,也说是蒲留仙做的,不过没有证据。今年我在北平,才找到了证据。这一件事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第二点,就是读书是为了要读书而读书,同时也可以解释第三点,就是读书可以供给出主意的来源。当初若是没有主意,到了逢着困难时便要手足无措,所以读书可以解决问题,就是军事、政治、财政、思想等问题,也都可以解决,这就是读书的用处。我有一位朋友,有一次傍着洋灯看小说,洋灯装有油,但是不亮,因为灯心短了。于是他想到《伊索寓言》里有一篇故事,说是一只老鸦要喝瓶中的水,因为瓶太小,得不到水,它就衔石投瓶中,水乃上来。这位朋友是懂得化学的,加水于灯中恐怕不亮,于是投以铜元,油乃碰到灯心。这是看《伊索寓言》看小说给他的帮助。读书好像用兵,养兵求其能用,否则即使有十万、二十万的大兵也没有用处,有的时候还要兵变呢。
  
  至于“读什么书”,下次陈中凡先生要讲演,今天我也附带地讲一讲。我从五岁起到了四十岁,读了三十五年的书。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,我也曾经想过。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书可以说是还没有两三部,至于精心结构之作,二千五百年以来恐怕只有半打。譬如老子这部书,今天说一句“道可道”,明天又说一句“非常道”,没有一些系统。集是杂货店,史和子还是杂货店。至于诗经礼记易经也只有一点形式,讲到内容,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知识的帮助的。中国书不够读乐趣,我们要另开生路,辟殖民地。读书要读到有乐而无苦。能做到这地步,书中便有无穷。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,起初的确要查阅字典,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,能把所读的书的内容句句分析清楚,这样的继续不断做去,那么,在一二年中定可开辟一个乐园,还只怕求知的欲望太大,来不及读呢。我总算是老大哥,今天我就根据我过去三十五年读书的经验,给你们这一个临别的忠告。
  
  (本文为1930年11月下旬胡适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文稿经胡适校正,原载1930年12月至1931年2月《现代学生》第1卷第3、5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