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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 将进化论引入中国

发布时间:2021年2月5日责任编辑:林小芳来源:青年文摘 标签:严复
  他是开风气者,首度把《进化论》引入中国,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前后,严复对于时局的判断总是异于同时代的人物。
  
  1919年,严复咬牙切齿地说道:“以年老之人,鸦片不复吸食,筋肉酸楚,殆不可任,夜间百服药不能睡。嗟夫,可谓苦已!”又说,“世间如有魔鬼,则此物是耳。”晚年严复,被鸦片折磨得苦不堪言。
  
  那一年,65岁的严复健康已经严重恶化,每天进餐都面红气喘,如同干了很重的体力活,甚至连走几百步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  
  病根是三十多年前落下的,那是他人生中最黯淡的一段时光。
  
  黯淡时光
  
  1880年,刚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严复,进入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学堂执教,他用了九年,才当上了“会办”,相当于副校长。此时,与他一同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们,早就纷纷成为了北洋水师的舰长、分舰队司令员。
  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
  久了,严复摸到了一些门道。“当今做官,必须内有门马,外有交游,又须钱钞应酬,广通声气,兄则三者无一焉,何怪仕宦之不达乎?”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难题。
  
  还有一点,严复没有提:在当时的官场中,没有一个本土授予的功名,意味着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。
  
  为了前途着想,这位海归不得不回过头来,走一条为无数士子望而兴叹的“正途”——科举。
  
  一连四次,严复名落孙山,连个举人也没当上。第一次落榜的那天晚上,郑孝胥前来拜会,发现严复喝得酩酊大醉,卧床不起。
  
  仕途不顺,情绪消极,严复开始沉溺于鸦片。他托人从上海买来上好的土膏,一日三次,抽得十分讲究。后来,连李鸿章都知道了这事,劝他说:“汝如此人才,吃烟岂不可惜!此后当体吾意,想出法子革去。”
  
  严复不是不知道毒品的危害。1895年,他曾大声疾呼禁食鸦片,可本人却始终不能克服烟瘾,留下了终生的笑柄。
  
  路越走越黑,严复一度无奈地自嘲道,“当年误习旁行书(西文),举世相视如髦蛮。”
  
  字缝里,老大帝国与世界的距离,正越拉越远。
  
  自由为体,民主为用
  
  1895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众所周知,大清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弹丸小国日本,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
  
  当时在大清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,对海军的问题看得透彻至极:“海军之于人国,譬犹树之有花,必其根干支条,坚实繁茂,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,而后花见焉;由花而实,树之年寿亦以弥长。”
  
  严复深以为然。
  
  中日开战前,北洋水师中的腐败已经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。一些军船常年不做保养,“仅供大员往来差使”,官兵中寻花问柳者大有人在;训练时打靶,靶船不动,预先测量好距离,自然百发百中,一切不过应付上级检查而已;派系斗争亦渗透到每个角落,战事打响后,甚至“有若干命令,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”。洋务派潜心多年,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鲜花,在大清这棵腐烂的大树上,凋零、死亡。
  
  1895年3月,就在李鸿章启程赴日议和之际,严复的《辟韩》一文已经将矛头犀利地对准了一切问题的终极。他说,“西洋之民,其尊且贵也,过于王侯将相,而我中国之民,其卑且贱,皆奴产子也。”如有战争,西方人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,中国人只是为了主子而战,胜负不是明摆着的?
  
  他还说,自秦以来,中国的君主,都是“最能欺夺者也”,唯有人民,才是“天下之真主”。
  
  当年,谭嗣同看到这些言论,连声称赞:“好极!好极!”事实上,“民贵君轻”之类的思想,孟子也曾提出过,为什么在中国无法推行?严复在《论世变之亟》中阐释道,那是因为人民没有自由,“自由一言,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,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。”在这种环境中出产的,只有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顺民。
  
  因此,所谓“中体西用”,明显就不符合时代的节拍了。严复打了一个比方:牛的身体是用来负重的,马的身体是用来奔跑的,“未闻以牛之体,以马为用者也。”——将西方的技术,嫁接到一个专制愚民的体制上,结果只有腐烂失效而已。
  
  既要学习西方,严复以为,必须“以自由为体,以民主为用”。这才是西方富强的精髓。
  
  将进化论引入中国
  
  严复的西学之旅,始于一场意外。
  
  1866年,福建侯官的严氏一家遭遇重大变故,家主严振先染上霍乱,不幸去世,其子严复的科举学业因此没了经济来源,被迫中断。
  
  此时,恰逢洋务派在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招生,不需高额学费。严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这所学校。在这里,他全面地接触了英文、算术、几何、化学等西方新学问。十年后,他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。
  
  事实证明,自娃娃抓起,一以贯之的西学教育,为严复培养了迥异于当时国人的科学精神。
  
  他对驻英公使郭嵩焘说,“格物致知之学,寻常日用皆寓至理。深求其故,而知其用之无穷,其微妙处不可端倪,而其理实共喻也。”——万物运转皆有规律,西方富强的大厦,皆发端于对万物精细的研究之上。只有抽丝剥茧,探索本源,才能打破自以为是的虚妄满足,和经验主义不求甚解的混沌懵懂,从而穷尽事理。
  
  社会治乱,自然也有理可循。
  
  在英国,严复的专业成绩并不突出,甚至没有上海军舰艇实习,却对西方社会背后的“通理公例”大感兴趣。他去法院旁听审判,归来后几天都怅然若失,觉得列强之所以富强,完备的司法体制就是原因之一;他陪郭嵩焘去巴黎等城市考察市政,觉得到处井井有条,这是因为西方“合亿兆之私以为公”,人民自然像爱家一样来爱城市。
  
  反观中国,当时不少人还依然迷恋着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”的虚妄教条。统治者对于“通理公例”依旧视而不见。
  
  甲午年那场可怕的祸事后,严复得到了英国人赫胥黎的演讲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全文,并着手翻译“进化论”的部分,定名为《天演论》。他在书中说“吾党生于今日,所可知者,世道必进,后胜于今而已”。畏难苟安,只能亡国灭种。
  
  实际上,他只是在将“敬畏”之心,植入每个人的胸中。
  
  1898年6月,《天演论》的出版引起全国轰动。康有为看过书稿之后,称严复是“中国西学第一”,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看过后,将得此书视为“刘备得荆州”。有小学教师直接以此书为课本。还有一个叫胡洪骍的孩子,取“适者生存”之意,为自己改了名,从此叫做胡适。
  
  世纪末的动荡中国,严复用《天演论》告诉人们,唯一不变的,唯有变化本身。这种变化绝非治乱之间的简单循环,而是一路前行,不可遏抑。
  
  不求速成
  
  1898年的9月,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秋风萧杀。
  
  此前,当维新派们手执《天演论》高歌猛进时,严复本人却在这场运动中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姿态。
  
  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发生在9月14日。严复被光绪皇帝诏令觐见。当时,年轻的皇帝迫不及待地问他,应该变什么法才好?严复回答,请皇帝去外国走一走,以联各国之欢,并到中国各处,以结百姓之心。两人并没有谈及实质性的内容。
  
  非但如此,对于主张迅猛变革的维新派,严复后来更指责道“轻举妄动、虑事不周、上负其君,下累其友”。
  
  尽管身为进化论的盗火者,但在社会变革一念上,严复从来不是一个激进者。他常引用英国“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”斯宾塞的一个论断:“民之可化,至于无穷,惟不可期以之骤。”以为进化过程和轨迹由客观环境决定。他反复强调,当今中国最需要的,是“鼓民力”,“开民智”,“新民德”,将百姓从几千年的蒙昧渊蔽中拉出来。倘若在中国已成病夫的情况下,用药太猛,只能让情况更加恶化,导致速死。这个道理,在一个情绪渐趋激烈的社会里,不是每个人都会理解。
  
  1905年,严复与孙中山在英国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见。他对革命党领袖再次重申,在时机尚未成熟时革命,“害之除于甲者,将见于乙,泯于丙者,将发于丁”。孙中山不认同,说先生是思想家,我是实行家。
  
  两人继续在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前行。孙中山在海外奔波为革命筹款,试图毕其功于一役,严复则持重于启蒙的事业,此时的他是以西学东渐的摆渡者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的。戊戌维新之后,他陆续翻译了《原富》、《穆勒名学》、《群己权界论》、《法意》等着作,为改良提供理论上的支持。
  
  作为“教育救国”理念的践行,他于1905年受聘执教复旦公学,后来出任校长。期间,他每每亲自批阅学生的翻译作品,并聘请美国武官来学校教体操,一时传为佳话。1906年4月起,他受聘安徽高等学堂监督,一上任就大刀阔斧,一次考试就淘汰38人,弄得安庆士绅都说他手辣。碰到在作文中宣扬平等博爱思想的考生,严复又可以当场掏腰包给10块银元,事后还说,可惜女儿年纪小,不然真可以嫁给这个考生。
  
  日拱一卒,不求速成,道路虽远,行则必至。严复相信这个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