谭嗣同的《狱中题壁》望门投止思张俭，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
血荐据说这是谭嗣同临刑前写在监狱墙壁上的一首绝命诗，还据说这首诗被梁启超“篡改”过，
原诗为：“望门投趾怜张俭，直谏陈书愧杜根。手掷欧刀仰天笑，留将公罪后人论。”
证据不足，难以采信。“望门投止思张俭”，这句说的张俭这个人的典故。
根据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的记载，张俭是东汉末期的高平人，初为山阳东部督邮，严劾宦官侯览及其家属为非作歹，为太学生所敬仰。后来党锢之祸又起，他被迫逃亡，人们敬重他的人品，都冒着破家灭族的危险接待他。“望门投止”指的是找上门请人留宿，张俭在逃亡时害得很多人因为收留他而满门抄斩，甚至“郡县为之残破”，其于心何忍！“忍死须臾待杜根”，这句说的是杜根这个人的典故。
根据《后汉书·杜根传》的记载，杜根性格耿直，东汉安帝时任郎中，当时邓太后摄政，权在外戚。安帝年长，杜根上书要求太后归政，太后大怒，命人把他装在麻袋里摔死。执法官示意施刑人手下留情，载出城外待其苏醒。太后派人查看，杜根装死三日，目中生蛆，侥幸逃脱，躲了15年。邓太后死后，杜根复出，官拜侍御史。谭嗣同在诗中提到这两个历史人物的遭遇，而不选择他们的避难方式，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他不愿意选择逃亡而给别人添麻烦，也不可能凭借执法者手下留情而暂时躲过一死，他要以“横刀向天笑”的方式大义凛然地去刑场就义。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，表现慷慨赴死的气节。
其实谭嗣同是被关在囚车里拉到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的，由不得他横刀向天，虽然壮怀激烈，但是身不由己。至于“去留肝胆两昆仑”一句，历来解释颇多。梁启超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中称“两昆仑”一个是指康有为，另一个是指大刀王五；后来有人把康有为换成唐才常，认为唐才常是谭嗣同肝胆相照的朋友，像昆仑山一样坚毅；有人认为是指当时跟谭嗣同私交深厚的两个侠士胡七和王五，因为他们两人的武艺属于昆仑门派；有人把“昆仑”理解为“昆仑奴”，认为是谭嗣同的两个仆人；有人说其实就指的是谭嗣同自己一个人，“去留”可以作死生讲，嵇康的《琴赋》有“委天命兮任去留”，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有“曷不委心任去留”，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；也有人认为“去留”不是“去”和“留”两个对比的意思，是偏正结构，是要留下什么的意思；……面对要斩尽杀绝的敌人，需要有的人牺牲，用流血牺牲的方式昭告同胞大众，鼓舞未死者和后来者继续做长期的奋斗。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（鲁迅诗句），谭嗣同的做法或许可以称为“血荐”，他要用自己的鲜血警醒世人。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。”他用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。
谭嗣同与戊戌变法谭嗣同（1865——1898），字复生，号壮飞，湖南浏阳人，生在北京，是湖北巡抚的三公子，戊戌变法前他的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府。据说他12岁的时候在北京的大疫中被传染，昏迷了三天三夜，好不容易才活过来，所以取字“复生”。在这场大疫中他的母亲、大哥和二姐都被死神夺去了性命。后来死在台湾的是他的二哥谭嗣襄。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在他就义后取“忍死须臾待杜根”之意自号“臾生”，做悼亡诗：“盱衡禹贡尽荆榛，国难家仇鬼哭新。饮恨长号哀贱妾，高歌短叹谱忠臣。已无壮志酬明主，剩有臾生泣后尘。惨淡深闺悲夜永，灯前愁煞未亡人！”谭嗣同故居有湘人余德泉撰写的对联：“壮矣，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，终成国恨；快哉！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，长醒吾民。”正是化用了这首《狱中题壁》的诗意。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解读谭嗣同的内心世界，但这首《狱中题壁》却在百年来不断引发我们的深思。我们可以从诗中感受殉道者的凛然正气以及从容不迫。
为了信仰，为了追求的事业，不惜生命，以身殉道，其精神确可感召后人。读这首诗，自然要了解谭嗣同这个人，于是也就关心他所参与的戊戌变法的背景。顺便说几句题外的话，谈诗词和作者的背景，自然涉及到一些方方面面的史料记载，正史也罢，野史也罢，显然都不完全是真实的，只能说尽量选取接近真实，自己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。总是来自第二手的资料居多，即使是抄自原始的史料，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别人引用，再以此线索核查第一手的史书。有时候，看到第二手的资料说的头头是道，自己认可或者偷懒，也未必再一一查对原始的记载。于是便有些说不清的“抄袭”的争议。
写这篇文章之前看过好几遍李敖的《北京法源寺》，受到很大影响，包括知识和思想。戊戌变法又被称为百日维新，因为前前后后才不过103天的光景。变法维新是从1898年的公历6月11日正式开始的。
这一天，光绪皇帝颁布《明定国是诏》，宣布变法自强（《清德宗实录》卷四一八），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实行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。当时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已经“还政”给光绪皇帝，但实际上一直都在暗中操纵实权。才不过4天，6月14日，西太后就赶走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，而且还把自己的心腹荣禄安置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接下来，“帝党”和“后党”明争暗斗，甚至有苗头显示太后那边要发动政变赶光绪下台，变法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。
9月18日晚上，谭嗣同找袁世凯密谈，希望掌握着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能够帮忙。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谭嗣同的计划，但谭嗣同前脚一走，他后脚就向荣禄告了密。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，住在颐和园的西太后很快知道了真相。9月20日清早，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。在他离开后不久，官军在南海会馆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。侥幸脱身的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亡上海。与此同时，梁启超被日本公使馆收容保护起来。9月21日，西太后正式“临朝训政”，光绪皇帝被软禁，103天的维新变法就此宣告结束。9月25日，农历戊戌年八月初十，梁启超被日本人护送离京，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清官军带走。
三天之后，9月28日，农历八月十三日（中秋节的前两天），谭嗣同、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、康广仁等“六君子”被押赴菜市口刑场，未经审讯直接砍头。据说，谭嗣同在临刑前从容多于慷慨，没有激越之气，没有畏惧和悔恨，也许连乞求刽子手“给个痛快”都不屑于一说，只是让一个声音划破了寂静的长空：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！”没有想明白的是，这要杀的“贼”到底是谁？又为何“死得其所”？
心苦后人知对于谭嗣同的死有多种解释：为了要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；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；为了要大家支持变法继续走改良的路；为了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而必须走革命的路；为了害怕连累家人；…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他视死如归的态度是非常难得的。殉道者能够做到如此，显然需要从内心里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行。这内在的力量来源于他的信仰，而他信仰的内容究竟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却是后人难以破解的谜团。有人认为他是改良派，他为他的信仰殉道，而不是信仰的内容。因为要深究那内容，也许会觉得他的死并没有多大意义。他一直反对愚忠，反对糊里糊涂地为皇帝而死。“止有死事的道理，绝无死君的道理”。
他为了他的信仰本身。也有人认为他是革命派，他血淋淋地证明中国唯一的前途就是革命，改良是一条行不通的路。因为保守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！倘若革命党看到谭嗣同的死，也会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，从而会更加坚定地走革命的路。“功高明主眷，心苦后人知。”这是袁崇焕的两句诗。谭嗣同与袁督师的命运大不相同，谭嗣同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，他也把这位热衷于变法维新的年轻皇帝当作知己，所以有人认为他“士为知己者死”。他在劝梁启超出走时曾说：“不有行者，无以图将来；不有死者，无以酬圣主。”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慷慨成仁易，从容就义难。前者总是处于事件的高潮点上，目的单纯，更容易有勇气，不会三心二意，反正也要一死了之，无所畏惧。后者往往是在事件处于冷静时发生的，要经过复杂的思考而自愿选择殉难，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作为殉道者，谭嗣同死得慷慨壮烈，死得从容不迫。其实，谭嗣同原本可以不死，许多种记载都说他不必去死。他是自愿送去给别人杀掉的。
《华严经》有“回向品”，主张已成“菩萨道”的人，还得“回向”人间，由出世回到入世，为众生舍身。如果不把失败孤立来看，而是把失败当成成功的一段，当成是成功必经的阶段。那么，这便可以称为是一种“成功的失败”。为了永恒，一时撒手。有的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，不能从大局出发，不肯轻易抛下自我；有的人义气用事，贸然做出牺牲，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。太多太多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都终究被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淹没。而谭嗣同，被称为“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”。
郑师渠主编的《中国近代史》关于“诗界革命”的论述中曾这样评介谭嗣同的《狱中题壁》一诗：“充分显示了这位激进的维新志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人格。”就这首诗而言，是作者志意的反应，有激昂慷慨，有悲壮从容，也有无奈和期待。用典贴切，一气呵成，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生命诚可贵，信仰价更高。举世最惜者，死，而其不知惜也，这正充分体现出谭嗣同的痴。痴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信仰的执着，甚至执着到不怕流血牺牲的程度。在今天，我们也许不必采取如此惨烈的方式以身殉道，但是这种对信仰执着追求无怨无悔的精神却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。愿昆仑正气长留天地之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