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伯渠，原名林祖涵，湖南临澧人。1921年经李大钊、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3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总务部副部长，在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28年秋到达莫斯科，同瞿秋白、吴玉章及苏联语言学家一起，制订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。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后，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、办事处主席等职。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，被人称为“延安五老”之一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等职。
举止迟钝的“豆芽菜”
童年时的林伯渠，体弱多病。由于父亲经常在外，母亲家务繁忙，祖母须为长房其他幼孙分心，加以山乡小村，就医买药的路程很远，人力财力都较艰难，因而家里对他偏重静养，结果使他直至接近学龄时，还举止迟钝，言语不清，甚至心神恍惚，视听模糊。这一情况引起了家人的警惕。他们认识到：林伯渠的体质原是好的，一时体弱，让他长期静养，反而变得长期体弱。俗语说：“抠成的疮，困成的病”、“坛里生豆芽，成菜不成材”。家人经过反复商量后，决定由静养改为以动养为主，让他经风雨，见世面，在加强活动中增强体质。
于是，7岁的林伯渠开始同村里的孩子们一道，跑遍了周围的农田山林，接触了许多草木虫鱼，甚至参加拾穗摘瓜和扒柴割草的行列。
林伯渠在这个年龄来到家庭以外的世界，天地万物对他都显得格外新鲜，他比一般儿童更加喜欢观察和思考，风雨作息，寒来暑往，一般人司空见惯，而在少年林伯渠的心中却常常激起遐思。
山野间的童年岁月，不仅仅锻炼了林伯渠的体魄，也培养了他喜欢独立思考的性格。
懵懂之间的学习
此时，林伯渠尚未系统地识字，但他几个年岁稍长的同伴，已入私塾念书。他常跟一个学童去玩，从旁聆听塾师教授《千字文》，看伙伴们描红习字。不久，他对识字产生了兴趣，便找出家里那本《千字文》，自己学了起来。不出一年，他已读完《千字文》，开始读《三字经》，有不懂之处就去问堂兄。懵懂之间，林伯渠已经开始读书、开始学习、开始接触知识了。
不久以后，父亲应乡试后从省城回来，目睹儿子长高了，壮实了，异常高兴。使他感到惊异的是，儿子竟能认识1000多字，能说出一些文句或段落大意，且能背诵。此后，父亲较为注意开阔儿子的眼界，常带他走亲访友，到牌楼岗去祭扫祖茔，到凉水井附近的停弦渡等市镇上去赶集。每到一处，就把这里是什么岗，什么垭，什么湾，什么坪，有什么寺观庙宇、古墓、祠堂，乃至丛林老树，流水人家，都一一给予指点，至于带有掌故的，更是详细述说。林伯渠边走边听，兴致勃勃，流连忘返。
那时的林伯渠也如邻里的少年一样，爱在夏夜池畔、冬日炉边，听年迈的祖母和乡间耆老讲述民间传说和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德、澧州等地的故事，更爱听博学的父亲谈些英雄豪杰、文人墨客的轶事奇闻……
虽说年纪小，即使是读书写字，也是懵懵懂懂的，对一些道理还是觉得似是而非，但是林伯渠已经开始对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为自己将来的学习一步一步夯实了基础。
父亲制作启蒙课本
一次，父亲给他讲起30年前在本地发生的一件趣事：
同治年间，一位学政从省城来澧州主考童生和生员，特地赴新安访问咸丰进士、着名诗人黄道让。黄以上宾相待，引他游览数日，沿途宾主赋诗联对，唱和甚欢。只是主人酬应较快，而宾客却有时讷讷难出，私心怏怏，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尴尬局面。
一天，二人畅游澧水，放舟而下，约十里，来到停弦渡一带。学政赞美山水明媚，立即邀黄道让联句属对。黄请学政先出，学政脱口而出：“河山图画烟作墨。”黄想了想，摇头说：这可不容易对，要咏的是河山，而‘河、山’二字你都用去，我用什么呢？学政得意地催促：以你的高才，定能对好。黄说：迫不得已，只好遵命。他略加思索后说：“你的出边是‘河山图画烟作墨’，我且说个‘风水文章桨打圈’，冒昧陈词，至希不吝指教。”
父亲讲到这里，便转身问林伯渠：“这出边和对边，哪一句为好？”林伯渠经过一番寻思，回答说：“出边太明显、平常，好像一般人都想得到。对边，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明，总之是同出边相反。”父亲说：“那就是含蓄，隽永，巧妙，把山河比作图画是陈词滥调，‘烟作墨’无论在次序上或在形象上都有点不伦不类，而把风水比作文章，又妙手天成地用眼前事、口头语，很自然地承贯下来，用‘桨打圈’来形容风水文章对山河的赞美，真是构思精妙，巧发其中。”林伯渠对父亲评述的一些用语，不能完全了然于心，但在当前景物和父亲态度的启示下，还是领略了一些意思，从而对吟诗联对发生了兴趣。
父亲怀着期望儿子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的心情，除了督导林伯渠继续锻炼体魄、注意身心修养和帮助料理家务外，开始为儿子做出了详细的读书计划。父亲着手编辑一套课本，共计四种，每种都冠以“励志”二字，以便明确编书的宗旨和选材的主要内容。这四种书是《励志文选》、《励志诗选》、《励志词选》和《励志曲选》，除《文选》以外，其他各种分量都不算多，但文、诗、词、曲都是撷取自古至今的精华而成。这套课本，后来由于远近各私塾间辗转传抄，流行日广，直至辛亥革命前后，当地仍有一些私塾把它列入蒙学课本。不管父亲当时是否有意，实际上它在当时当地，在废科举、兴学堂方面，却起了驱旧迎新的作用。
1895年，9岁的林伯渠正式进入父亲刚刚创办的私塾就读。主课是“四书”，先读《孟子》，而后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和《中庸》。《孟子》语言通俗，行文流畅，内容也很开阔心胸。读《中庸》时，学到书中说的为学的五个步骤，即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，林伯渠感到很受启发。
浓浓的书香陪伴着林伯渠走过寂静的少年时光，为他日后的成材打下了坚定的基础。
少年英雄
1896年3月，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一起，来到设在安福县城的道水书院就读。
林伯渠到道水书院一年以后，总觉得在美好的景色中，有一些碍眼的东西在那里扬尘鼓浪，窒息人们的呼吸。因为在林伯渠就读的书院外面，有着诸如城隍庙、龙王庙、火神庙等，还有什么祠、宫、坊，咫尺之地，殿宇林立，里面供奉的各种神像，无非是昭告人们要安分守己，劳而无怨，死而无恨。林伯渠记得父亲曾经说过类似“天主造人物之说，殊太不经，然竟有信之者”、“风水之说，达者弗道”这样的话等等。难道我们应该相信神道吗？林伯渠心中暗暗想到。
第二天，林伯渠便把这些感触告诉了自己的堂兄林修梅和另一同学黄右昌。二人听罢，提出了首先捣毁神像的主张，林伯渠欢欣鼓舞，积极赞同。随后，他们开始结交对扫除迷信颇有见识的学友，还特意把学友中知县的儿子也联络进来。于是，一股捣毁神像的小小思潮，便在道水书院逐渐形成。
1898年夏末的一天，在堂兄林修梅的指挥下，林伯渠和几十个学友齐心协力，一举捣毁了城隍庙的神像。
县署闻讯，立即派人赴现场勘察，到书院查询。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，知县的“少爷”也参加了这一行动，并且当众供认不讳。这使县署的差人十分尴尬和棘手，后来只得敷衍从事，不了了之。
事隔46年，林伯渠与黄右昌在重庆相晤，彼此互赠诗篇，他还记忆犹新地怀念在道水书院时“丱角交游”、“奎楼聚首”的少年英雄气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