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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嗣同的故事,谭嗣同视死如归

发布时间:2021年2月5日责任编辑:吴小东来源:新华文摘
谭嗣同的故事
  谭嗣同(1865年3月10日——1898年9月28日),字复生,号壮飞,湖南浏阳人,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着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,维新志士。少时师从欧阳中鹄,后加入维新派。他主张中国要强盛,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,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。公开提出废科举、兴学校、开矿藏、修铁路、办工厂、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。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。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,失败后被杀,年仅三十四岁,与杨锐,刘光第,林旭,杨深秀和康广仁并称为“戊戌六君子”。代表作品有《仁学》、《狱中题壁》、《寥天一阁文》、《莽苍苍斋诗》、《远遗堂集外文》等。
  
  剑胆琴心
  
 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,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,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。但很多人都不知道,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,就有“剑胆琴心”的雅号。在才常路的“谭烈士专祠”里,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,那年他32岁,外穿月白色长衫,内着玄色武士装,左手叉腰,右手持剑,浓眉俊目,闪闪似电,有一种立如山岳、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。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,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。
  
  剑是英雄胆1865年,谭嗣同出生在京城,当时其父谭继洵在京城为官。谭嗣同自小心胸坦荡,为人仗义,颇仰慕古代侠士,于是12岁时开始随“通臂猿”胡七与“义侠”大刀王五学剑习武,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“七星剑”。13岁时,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浏阳,“大夫第”幽深的庭院里,他三更灯火读书,闻鸡起舞击剑。市文化馆潘信之老师在约百年后曾亲眼见过那把“七星剑”,剑身较长,上面镶嵌有7颗铜星,呈北斗七星状布列。大约在20岁左右的10年间,谭嗣同游历了黄河上下、大江南北。“七星剑”是他旅途的忠实伴侣,伴随着他壮游祖国山河,行程8万余里,足迹遍布13省,结交义士,拜访名家,大开眼界。特别是有一次谭嗣同仗剑策马射猎,7昼夜行程1700多里,虽遇“髀肉狼藉”,但他仍然“怡然自乐”。壮游期间,谭嗣同意外地从两个极其偏远的地方,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两件旧物:“蕉雨琴”与“凤矩剑”,对这两件宝物他珍爱如命。从此,他将“七星剑”留在“大夫第”,将“凤矩剑”随身佩带,寸步不离。
  
  血见英雄色谭嗣同携带一剑二琴,为拯救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难,北上京城准备一展变法强国宏愿,只可惜旧势力阴霾重重,“戊戌变法”百日而终。为唤起民众觉醒,谭嗣同舍身赴难,慷慨就义。本来谭嗣同有机会逃生,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劝他出逃时,他选择了流血,并将“凤矩剑”赠给了大刀王五,一代名器终不辱主。“残雷琴”现藏于故宫博物馆,而“崩霆琴”从此不知下落。“残雷琴”长119.8cm,肩宽19.3cm,尾宽13cm,为落霞式,髹黑色光漆,背面轸池下方刻魏体书“残雷”,其下刻琴铭,款题“谭嗣同作”,腹款刻“光绪十六年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”。光绪十六年为公元1890年,谭嗣同时年25岁(一说此琴制于谭嗣同16岁时)。不知何故此琴后来到了一个叫钱君宜的人手里,并由他于1952年将此琴捐献故宫博物馆。在谭嗣同的手下,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闲遣兴之玩物,而是爱国志士剑戟交鸣的生命之歌。恰好在“崩霆”琴上有他肝胆相照的挚友唐才常的挽联句:“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,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;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,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。”谭嗣同在北京就义后,尚有“七星剑”、“蕉雨琴”等遗物留存其故居“大夫第”,被李闰悉心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。上世纪60年代,县文化馆对浏阳古乐进行抢救性保护,在征集古乐器时了解到,“土改”时谭家曾将部分谭嗣同遗物交由佃户谭某保管。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潘信之老师说,工作人员多方辗转,终于找到了谭某,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铜制凤箫,还找到了“七星剑”,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,谭某出于担心将谭嗣同遗物埋在了地下,“蕉雨琴”已经腐烂成为一堆木屑。“七星剑”由此被文化馆收藏,潘信之老师于1965年调到外地工作,1981年重回文化馆工作时却再也见不到那把“七星剑”了。通过多方打听,潘老师得知了“七星剑”遗失的过程:“文革”动荡中,县花鼓剧团造反派一头目闯进文化馆,拿走了“七星剑”,经常佩带在身招摇过市,用“七星剑”进行“文攻武斗”,很多人都看见。但潘老师找此人询问了几次,此人始终不承认拿走了“七星剑”,在谭嗣同手中叱咤风云的“七星剑”竟然就此不知下落。
  
  与佛比邻
  
  在中国历史上,有两个人被誉为“佛学彗星”,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,他只活了三十岁,但却留下一部佛学经典之作《肇论》,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;另一位是晚清的谭嗣同,他活了三十三岁,但却赋佛学予现代的精神,如果说僧肇是“理论佛学”,那么谭嗣同却为现代人开拓了“应用佛学”的领域,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,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,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。佛教不是围簇于一堵红墙之内,不是一片让心灵逃亡的净土,而是一种责任,一种不仅对于自己的生命,同时也对于他人生命的责任,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。还记得人间的佛陀吗?当他逃离王室,放弃权力与富贵之时,包纳他那颗心的,是对生命无限的悲悯与爱。这种对众生的悲悯与爱,就是责任。但是长期以来,号称尊大乘的中国佛教,其实千百年来,却多落于空谈却使人难以体察其大乘的精神,大乘的救度众生成为无可实现的一纸空言。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,外辱内乱,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,而此间此刻,佛法的悲悯的关怀,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?举目所望,诚令人大失所望,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,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,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,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。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,挥舞佛学之剑,劈荆斩棘、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。
  
  谭嗣同的彗星之路,并不在于他短暂的三十三岁的生命,更令人惊叹的是,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进入佛学之殿堂。1896年,谭嗣同三十一岁,这年春于京城结识了吴雁舟、夏曾佑、吴季清等人,吴、夏诸人均为一代佛学名宿,谭嗣同由此而倾心于佛学;同年夏,在南京认识着名近代佛学家杨文会居士,从杨文会学佛。谭嗣同曾说道:“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,杨仁山先生为第二导师,乃大会于金陵,说甚深微妙之义,得未曾有。”谭嗣同虽学佛甚晚,然其为学根基极其厚实,早年所学驳杂博深,孔孟墨庄、理学心学、耶教科学等无所不窥,及至学佛,方才可以佛学统摄诸学问,渐渐以佛学为本,而引导其“仁学”之义理。谭嗣同学佛时间虽晚,然其以发宏愿,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,虽然从杨文会学佛,总计不会一年有余,而能遍览三藏,尤其于法相、华严二宗最有心得。杨文会弟子,一代佛学宗师欧阳渐在回忆其师的文章中,列举杨文会门下有大成就的佛学弟子,裒然首座者正是谭嗣同:“唯居士之规模弘广,故门下多材。谭嗣同善华严,桂伯华善密宗,黎端甫善三论,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、孙少侯、梅撷芸、李证刚、蒯若木、欧阳渐等,亦云伙矣。”
  
  佛学使谭嗣同学风丕然一变,然而早年所学,又使谭嗣同尝试将佛学引导向社会之路,成为近代佛学变革的急先锋。在学佛之前,谭嗣同以儒家为学,而以墨家为行;从年轻时代始,谭嗣同便崇尚重“行”的墨家,他在《仁学·自序》中写道:“吾自少至壮……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。”在《与唐绂丞书》中又说:“自惟年来挟一摩顶放踵之志,抱持公理平等诸说,长号索偶,百计以求伸,至为墨翟、禽滑厘之徒之强聒不舍。”从墨子的“兼爱”到佛陀的“慈悲”、“众生平等”,宗教与大哲们从来不是关起门来大谈人生的终极之路,但历史却悄然使“慈悲”成为一句无关痛痒的空话,而不是一种事实上的行动,只是心灵上的安慰,而不是社会人生的大改造。谭嗣同决心来改变佛教在人心中出世、消极、与社会脱离的形象。
  
  及从杨文会学佛,谭嗣同也正逐渐地构筑其理论的大厦。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真理,在其心中交汇奔腾激荡,但如百溪归大海,大海就是博大渊深的佛学,而贯注其中的,是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。从谭嗣同发心学佛始,他便有一种强烈的预感,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时日不多,虽然当时他正值盛年。这种念头常萦绕于心头,使得谭嗣同更加勇猛精进地学习。在写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,谭嗣同写道:“于是重发大愿,昼夜精持佛咒,不少间断:一愿老亲康健,家人平安;二愿师友平安;三知大劫将临,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。”梁启超在《仁学序》中记录了谭嗣同为学上的勤奋:“每共居,则促膝对坐一榻中,往复上下,穷天人之奥,或彻夜废寝食,论不休。每十日不相见,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。”良师益友与自己深思精进,谭嗣同开始构思并写作最重要的一部着作:《仁学》。
  
  谭嗣同写作《仁学》,正是他学佛最精进的那段时间,此书粗看时,甚觉揉杂,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杂烩一样,孔、孟、老、庄、墨,礼、易、春秋公羊,周、张、陆、王、船山、梨洲等,加上西方天文、地理、生理、心理诸科学,几何算学还有基督教等等,一时间让人眼花了乱,其实细看时,便知全书思想乃是以佛学贯穿起来。谭嗣同称其学为“冲决网罗”之学:“网罗重重,与虚空而无极,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,次冲决俗学若考据、若词章之网罗,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,次冲决君主之网罗,次冲决伦常之网罗,次冲决天之网罗,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,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。然真能冲决,亦自无网罗,真无网罗,乃可言冲决。”这是要对古今学术来一次价值的重估,其深邃的见识与雄浑的胆魄,使人不得不相信,如果不是谭嗣同英年早逝的话,那么他的学术成就,绝对不会在康有为与梁启超之下。然而,即便只是这部《仁学》,谭嗣同亦足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气纵横的一笔。更重要的是,《仁学》与谭嗣同之死交相辉映,构筑着一个伟大的人格象征,这,便是真正立足于中国大地的精神。
  
  浏阳似他
  
  浏阳河,一本古老的书,一幅沧桑的画。风和日丽,鸟语花香,我们漫步浏阳河畔的谭嗣同祠,闻着墨香,贴着文脉,用心灵感悟大自然的神奇造化,用脚步轻叩历史先贤的名河之踪,万般情思随波荡漾。祠中梁启超手书的“民国先觉”横匾,令人肃然起敬。两侧乃康有为的挽联,其间为谭嗣同照片,左手叉腰,右手持剑,浓眉峻目,闪闪似电,一派立山岳傲死神的凛然正气。
  
  浏阳河带着远古精魂奔腾着。也许是它百折不回、勇往直前的精神,酿就了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惊世之作。
  
  河水奔流到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,北京菜市口,谭嗣同面对万人疾呼: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;死得其所,快哉快哉!”大刀一闪,血光如炬,直冲九天,中国的历史长空留下一道气壮山河的彩虹。
  
  浏阳河水声喋喋,如诉如歌。谭嗣同生命的意义,有如这万古不息的河水。他出身官宦人家,本可倚红偎翠,行乐市井,可有着浏阳河“变革”基因的他,偏偏遇上了一个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时代。面对山河破碎,谭嗣同矢志变法,救民于水火。1896年7月,谭嗣同深思精进撰成5万字巨着《仁学》,构建了中国变法的全新理论体系。《仁学》博采《论语》《礼记》《庄子》《史记》等儒、佛、道、墨改革之长,广纳西方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等变革之道,提出“酌取西法,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”,被中国思想界誉为“骇俗之文”、“人权宣言”。
  
  《仁学》之后,谭嗣同开始了变法的实践活动。1897年,谭嗣同创办时务学堂,兴建浏阳文庙算学馆,出版《湘学新报》,广传维新思想。谭嗣同说:“民为本,君为末。如果君主骄淫纵欲,不能替天下办事,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。实行变法,就是要废掉君主专制,还政于民,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!”康有为从谭嗣同的“澄清天下之志”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,挥毫留下“复生奇男子,神剑吐光莹”的咏谭绝唱。欧阳中鹄感慨万分:中国有救了,自己的学生不就是一道民族复兴的曙光吗?
  
  然而,救亡图存是一条血腥之路,就像故乡的浏阳河,要弯多少道湾?光绪二十四年六月,谭嗣同受光绪帝召进京推行新政,慈禧盛怒。九月二十一日,慈禧囚光绪帝于瀛台,下令捕杀新党。梁启超力劝谭嗣同出走,谭曰:“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,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。”京师大侠王五复劝谭嗣同改变初衷,谭掷地有声:“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。”二十四日,谭嗣同因袁世凯告密被捕,留下生命绝唱:“望门投止思张俭,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二十八日就义,由浏阳会馆长班李凤池收留遗体。次年魂归故里,葬于浏阳牛石乡翟水村,墓联云:“亘古不磨,片石苍茫立天地;一峦挺秀,群山奔赴若波涛。”
  
  谒墓有感
  
  谭嗣同的墓在浏阳郊区,一路上,陪同我的是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,谭先生告诉我,由于谭嗣同墓地偏远,一般旅游者不会前来,所以反倒还让主人拥有了一分宁静。
  
 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,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。上下两段圆弧状的石板组成眼睛状的围栏,拱卫着烈士的尸骨。墓的面积不大,其表面用指头大小的卵石一颗颗地镶嵌而成。百年风雨,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,远远看去,浑然一体,只有走到近处,才会发现个中奥秘。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。最右边的辅碑写着立碑的时间:“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”。中间的主碑写着:“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”。最左边的辅碑则写着立碑人的姓名:“兼祧子谭炜立”。谭恒旭先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三块碑石的情况。关于立碑的时间,是在烈士遇难以后的第三年。其实,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,也就是1898年(光绪二十五年)谭氏家族就将他的尸骨收敛埋葬。但是,后党势力猖獗一时,对维新人士继续采取高压手段。为了避祸,谭家没敢立碑。直到1901年义和团之乱以后,清廷被迫更弦易辙,出现改革动向,谭家这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。主碑上的“中宪大夫”,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。虽然他在政变后被处死,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位,所以在立碑的时候,族人依然使用。而谭嗣同生前并无子嗣,因此谭家决定让他的侄子谭炜充当其“兼祧子”,为其继承香火。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,这里的青草却尤其繁密,是否草亦有灵,自愿来点缀烈士的墓地,来安慰烈士的孤寂?
  
  谭嗣同就义的时候,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一个老家人描述,死状极其惨烈。临刑前,谭嗣同大呼: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。死得其所,快哉快哉!”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。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,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,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。那一年,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,正准备在维新变法中大展身手。下半夜,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,从刑场上将遗体抬回,放在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。当人们缝合头颈的时候,发现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。
  
 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,而谭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侧向我鞠躬回礼。礼毕,老先生老泪纵横,情不能自已。率性为人,真情流露,真乃谭家人之遗风也。我与老先生谈及我最看重的谭嗣同遗着《仁学》,老先生大喜,说这本巨着长期被忽视,其实它堪称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。这部巨着“写出数千年之祸象”,鲜明地指出:“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,不始今日,固数千年以来矣。”几千年以来,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感情巧妙地搅和在一起,导致了血淋淋的残暴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背后。在许多读书人的笔下,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园牧歌。继李贽、黄宗羲、戴震之后,谭嗣同在《仁学》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,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。他敏锐地触摸到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脉搏,认为大病应下猛药,“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,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;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,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”。
  
  王船山所说的“历忧患而不穷,处生死而不乱”,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。自古以来,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有几个呢?无疑,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:“挟高士之才,负万夫之勇,学奥博而文雄奇,思深远而仁质厚,以天下为己任,以救中国为事,气猛志锐。”然而,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偏偏容不下这样的天才和英雄呢?谭嗣同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,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!这块墓地,既是我们的光荣,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耻辱吗?
  
  我们缓缓走下山坡,心口像堵了一大块铁。回首墓地,它已经隐没在一户农家的白墙青瓦之后。
  
  视死如归
  
  22日,谭嗣同被捕入狱,在狱中,谭嗣同泰然自若,题诗于壁曰:“望门投止思张俭,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。28日,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,行刑时,他仰天大呼,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!死得其所,快哉,快哉!”被清政府杀害时年仅33岁,闻者莫不痛惜落泪。
  
 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,谭嗣同也被杀,他的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,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败和黑暗,同时也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,让后人永远去敬仰。